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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(1)
普林斯顿,新泽西

 1979年夏天,我待在普林斯顿,参加《剑桥中国史》(CambridgeHistoryofChina)的撰写计划,负责明朝部分。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,不过会共进午餐,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。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,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(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)。十多位领取美隆(Mellon)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。

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:我被解聘了。我们的成员来自长藤名校、剑桥、伦敦、加州、华盛顿、芝加哥、印第安那和密西大学。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,只有我例外。我不是届龄退休,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,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(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,NewYork)所解聘。一封1979年4月10由校长考夫曼博士(StanleyCoffman)署名给我的信如下:“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终止。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,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。”

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。树木高大茂盛,绿草如茵,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。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,每个方位都有窗户,非常通风。不过,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(PrincetonInn),是栋现代化的宿舍,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,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。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,联邦政府规定,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,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。规定看来很合理,不过,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,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。在无数的夜晚,我常在上翻来覆去,脚在边晃来晃去,怎么样都睡不着。格尔(Gayle)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话给我。一年前,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,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。我被解聘后,她就很沮丧,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。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,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,我必须跑下阶梯,穿过走道,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的电话。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,在南方的盛暑下,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,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。有时我跑得太快,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。

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,我心情不好,一天工作下来,也十分疲累,无法鼓舞她。她总会说:“不公平!”

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。1979年3月27,我待在家里时,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。秘书说,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,讨论“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”第二天,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·考夫曼以外,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·伏卡辛(PeterVukasin)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·康威(Ed摸ndConway)。他们跟我打招呼,开场白如下:“雷(Ray),我们有不好的消息…”

 长话短说吧,我说。如果我被解聘,让我知道何时生效。9月就开始吗?考夫曼说,不是。“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。”再一年,也就是1980年8月31,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。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。当时他只有十一岁,念纽普兹中学。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,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。直到今天,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那一天,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,我就觉得很难过。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,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。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,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,带学生去特殊景点,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。他仍然坚持要我<黄河青山:黄仁宇回忆录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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